博士教育正驶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
2月4日，山西省教育厅发文称：近年来，全省持续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博士、硕士招生计划分别增长165.3%、25.5%，实施优本扩容计划，高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突破百万。
此前，海南医科大学也透露，学校2025年博士招生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录取人数从2024年的47人增加到160人，增幅达240%，为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注入强劲动力！
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早在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推动规模扩大与内涵建设相协调，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高校博士扩招之举，正是对此的积极响应。
博士生，“过剩”？
伴随着众多高校扩招博士，质疑声也随之传来——我国的博士生是否已明显“超额”？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13年，中国培养了大约50万名博士生。教育部在2022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过去十年共培养60万名博士生。如果再加上近两年的数据，中国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超过120万人。
然而，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每千人中的博士生数量占比依然较低，博士生规模还有较大的扩张空间。
时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在2021年公开提到，中国2020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中，博士生约占0.8%；而美国高等教育中博士生占比约为6%。整体上，目前中国每千人中的注册研究生数约为2.2人，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在9人左右。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对规模还是比较有限，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有不断发展的空间和需求。
今年3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曾撰文指出，目前在我国人口中，博士所占比例约为0.07%~0.08%，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2022年教育概览》公布的2021年拥有博士学位的成年人（25-64岁）的百分比，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约为1%。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2022年教育概览》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产业形态逐步向科技和创新密集型转型升级，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支撑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和实现“卡脖子”技术的重大突破，也需要储备更多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端人才——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更关乎我国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高校扩招博士生是应时之势。
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我国博士招生规模从2014年的7.26万人，到2024年突破17.11万人，10年间累计增加近10万人，近3年来年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博士扩招正步入快车道。
专博，迎来“黄金时代”
博士扩招折射出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但扩招并非盲目增量，培养专业学位博士正成为重点发力方向。
专业博士和学术博士，本质区别在于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培养模式及人才质量标准不同。与侧重学术创新的学术博士相比，专业博士主要培养特定社会职业的专门应用型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等，培养目的重在应用技术能力。
202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提出，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2023年12月，时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任友群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也进一步强调，“在持续加强学术型博士培养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专业型博士的培养，这是势在必行的。”
在政策驱动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扩容步伐持续加快。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近三轮审核增列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位授权点名单显示，2017年度新增47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20年度新增96个，2023年度则新增310个，增长规模呈井喷态势。
在专博点数量增加的同时，专业学位类别也在逐渐丰富。2022年最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把支撑行业产业发展的专业学位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新设气象、文物等博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将法律、应用心理、出版、风景园林、公共卫生等专业学位类别调整到博士层次。
根据历年增列专博点的学科门类分布情况显示，工学成为新增专博点中的主要学科门类。尤其是在2023年度的审核增列中，新增学位点数量前十的博士专业学位，排名前八都归属于工学门类，例如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等。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已经成为我国博士专业学位的主要类型。
环环相扣，量质齐升
博士生教育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如何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也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重塑培养流程要素，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改革招生管理模式，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展、融通创新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近年来，为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我国博士教育从招生、培养到学位授予等多方面均进行了探索和改革，严把培养环节的每一关。
如何才能将真正适合读博的学生录取进来？传统“普通招考”模式以笔试为主、过度侧重外语考核，长期面临考生与导师的双重困境：考生耗费大量时间应试备试，而卷面成绩却难以真实反映导师所需考核的创新潜力与科研素养。
在此背景下，“申请-考核”制作为更具科学性的选拔机制应运而生。2013年以来，在《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推动下，该制度在全国高校迅速铺开。据统计，截至2023年，在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除同时实行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的方式外，超百所“双一流”高校已全面取消统考，“申请-考核”制已成为我国顶尖高校博士招生的主渠道。
图源：上海交通大学
2022年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实施“申请—考核”制选拔了一批批优秀生源。“现在学术型博士生，不是考上来的，而是考核上来的，这体现了多维的选拔体制，整体生源质量不断提升。”一纸试卷定人才的时代，正在加速翻篇。
招生仅是起点，培养才是关键所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贾海薇认为，读博对学生的科研素质要求比较高，但一些就读博士生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为什么要读博，以为读完硕士就可以胜任博士的科研压力，其实不是。
为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分流”正逐渐成为博士培养体系的常态化制度安排。常见的分流方式包括直接退出、向较低一级分流培养比如博转硕等。2020年《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加大分流力度，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及早分流。”“畅通分流选择渠道，分流退出的博士研究生，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可授予硕士学位。”
政策导向下，各高校探索实践。复旦大学2021年推出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实施办法，着重建立课程修读，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审、评阅、答辩等培养关键环节的质量监控，建立分流机制。南京大学2012年实施博士生资格考核，对排名在后15%的博士生实施弹性分流；2020年起构建贯穿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的“三级三层学业预警与帮扶机制”，在博士生即将进入各培养环节前进行学业预警提醒，督促导师尽心尽力培养博士生。
博士生培养关乎学生，也依赖于导师的指导与帮助。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指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严进，更要严出。但伴随着博士生的逐年扩招，博士生“合格出厂”却愈发困难，延毕大有人在。根据教育部官网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博士研究生的未按期毕业率常年盘踞在60%以上，几乎每年都有超过10万名在读博士生无法顺利毕业。
为了让博士研究生“合格出厂”，适当延长博士生修业年限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传媒大学在2020年推进博士生基本学制改革。自2021级起，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4年。厦门大学在《关于将我校博士生学制由三年延长为四年的说明》中直接表示，学校博士生准时毕业率偏低，按时毕业率不到40%，学制改革势在必行。
学制延长为博士生开辟了更充分的学术成长周期。但“加时”背后，如何实现“提质”？华东师范大学实施学位论文质量见证“123计划”，建立“一项声明”“二份决定”“三组签名”公开制度，层层压实学位论文的学术指导与质量把关责任。
同时，论文不再是博士毕业的唯一要求。今年1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实践成果答辩”可作为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在此背景下，重庆大学的一名工程博士主动提出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生动践行了“把论文写在产品上、把科研做在车间里”，为培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新时代卓越工程师提供了有力支撑。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际竞争格局的深刻调整，博士扩招已不仅是教育体系的自我完善，更是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
然而，规模扩张仅是基础，更应着力于有效的人才导向机制，引导更多博士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区域重大发展需求等“主战场”有序流动，从而实现新时代博士教育从“规模红利”迈向“战略效能”的关键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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